1992年10月的那个晚上，云顶酒店三楼宴会厅。我端着咖啡壶站在角落，看着那个叫布朗的英国人对着陈总举杯，嘴上说着“合作愉快”，转头却用英语对同伴说：“这些土包子还想买我们的技术，做梦吧。”

  没人注意到我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只是个20岁的普通服务生。陈总还在笑着回应：“感谢英方的诚意。”完全不知道翻译故意漏掉了什么。

  布朗转身，脸上的笑容僵住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我说的话，彻底改变了谈判的走向……

  回到家，那个不到三十平米的老房子还是老样子，墙上父亲的照片落了灰。我擦了擦相框，照片里的父亲穿着中山装，戴着眼镜，笑得温和。

  “没事，老毛病。”母亲摆摆手，去厨房煮面，“你先歇会儿，晚上妈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  “对，省城最好的酒店，专门接待外宾和领导。”母亲眼睛亮起来，“虽说是端盘子的活儿，但工资比工厂高，一个月能拿五十块呢。”

  五年插队，我以为回城能找个体面的工作。可现在这形势，有份工作就不错了。母亲身体不好，需要钱买药，我没资格挑三拣四。

  “对了，你爸留下的那些书，我都给你收在床底下了。”母亲突然说，“那些英文书，你有空可以了解一下。”

  父亲林建国，1955年公派留学英国，在剑桥大学拿到机械工程硕士学位。回国后在省城工业学院当教授，还教英语课。那时候我们家在学院家属楼，有三间房，父亲的书房里堆满了英文原版教材。

  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被拉去批斗。我记得那天下着雨，父亲跪在台上，脖子上挂着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牌子，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。我在人群里哭，母亲捂着我的嘴，不让我出声。

  1978年，父亲终于回来了，整个人老了十几岁。他腰弯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说话也不利索了。

  我还记得父亲回家那天，他坐在床沿上，把我叫到跟前，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一本英语词典。

  “小芸，爸这辈子算是完了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“但你要记住，知识才是最大的武器。别人能抢走你的工作，你的房子，可学到脑子里的东西，谁也拿不走。”

  从那以后，父亲每天晚上都教我英语。他咳嗽得厉害，说几句话就得停下来喘气，可还是坚持着。

  1980年，我响应号召下乡插队。临走前，父亲塞给我一个铁盒子，里面装着几本英文技术手册和他手写的笔记本。

  1991年冬天，我接到母亲的电报，说父亲病危。等我赶回来，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。他躺在床上，拉着我的手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

  我俯身凑近，听到他用尽全身力气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别让……别让任何人……看不起咱们中国人……”

  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父亲的床边，翻开那些英文书籍，一页一页地看。泪水模糊了视线，可我还是强忍着把父亲的笔记全都看完了。那些工整的字迹，那些详细的标注，都是父亲用心血写下的。

  现在，我回城了，虽说只是个服务生，但至少能养活自己和母亲。至于那些英语知识，我打算藏在心里，不对任何人提起。这年头，会外语不见得是好事，搞不好又会惹麻烦。

  “你就是张秀兰介绍来的姑娘？”她上下打量我，“长得倒是清秀，就是黑了点。”

  “行了，先跟着老李学两天，别给我捅娄子。”赵女士摆摆手，“这里接待的都是重要客人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  老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服务生，教我怎么摆台、倒茶、上菜。这些活儿看着简单，做起来全是讲究。

  “小林，记住了，给客人倒茶不能倒太满，要留三分空。”老李一边示范一边说，“还有走路，步子要轻，别发出声音。咱们干这行的，就得把自己当成隐形人。”

  头两个月，我每天从早忙到晚，端盘子、擦桌子、陪笑脸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可想到每个月五十块钱的工资能给母亲买药，我咬咬牙坚持下来了。

  晚上回家，我就拿出父亲留下的英文书继续读。那些机械工程的专业术语，我对照着字典一个个查，一个个记。母亲有时会问我：“小芸，你看这些有啥用？”

  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可父亲的遗言一直在我耳边响着。我总觉得，这些知识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。

  “小林，这两天打起精神来。”赵女士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神情严肃，“省里有个重要接待任务，英国的考察团要来，安排在咱们酒店。”

  “对，是省机械厂引进的外资项目。”赵女士压低声音，“陈厂长为了这事儿跑了大半年，好不容易把人请来了。你可得仔细着点，别出岔子。”

  英国人，会不会说英语呢？我在心里想着，可很快就摇摇头。这些年学的东西，估计也用不上，我只是个端盘子的服务生罢了。

  我站在酒店门口，看着三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。车门打开，下来几个穿西装的外国人，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梳得油亮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笑容。

  那个外国人和他握了握手，嘴里说着什么。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立刻翻译：“布朗先生说，很高兴来到贵省。”

  布朗，应该就是考察团的领队。他身边还有两个人，一个年纪稍大些，头发花白，拿着一个公文包；另一个比较年轻，留着小胡子，东张西望的。

  “陈厂长，这位是史密斯先生，首席技术官。”翻译指着头发花白的那个，“这位是威尔逊先生，商务代表。”

  陈厂长逐一握手，笑得满脸堆花：“辛苦各位远道而来，我们已安排好了住宿，晚上设宴为各位接风。”

  翻译王建国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表情，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有些疑惑，他们说的什么这么好笑？

  忙活了一下午，赵女士把我叫过去：“小林，晚上的宴会你负责主桌。这可是大事，绝对不可以出错。”

  “陈厂长说了，这次谈判关系到全厂三千多工人的饭碗。”赵女士叹了口气，“厂里这两年效益不好，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要是能引进英国的技术，说不定还有救。”

  三千多工人，那得是多少家庭啊。这次谈判要是成了，多少人能保住饭碗；要是谈崩了，不知道多少人要下岗。

  傍晚六点，宴会厅布置完毕。大圆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，墙上挂着“热烈欢迎英国朋友”的横幅。我换上干净的制服，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头发。

  客人们陆续到场，陈厂长带着副厂长和总工程师作陪，布朗一行三人坐在主宾位置。

  “来来来，布朗先生，这是我们省的特色菜。”陈厂长亲自给布朗夹菜，“尝尝看合不合口味。”

  我站在旁边，手里端着茶壶，随时准备添茶。这个方面正好能看到每个人的表情。

  陈厂长说话很实在：“布朗先生，我们省机械厂是1958年建厂的，原来效益挺好，可这些年设备老化，技术跟不上了。这次请各位来，就是想引进贵公司的先进的技术，让我们厂起死回生。”

  “布朗先生说，他们公司很重视这次合作，会拿出最好的技术方案。”王建国翻译道。

  宴会接着来进行，气氛看上去很融洽。可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布朗三个人很喜欢互相交流，每说几句中文或英文，就要转头用他们的语言说上一大段。

  那种语言听起来和英语不一样，音节很硬，发音很重。应该就是英语吧，我在心里想着。

  陈厂长完全没察觉，还在热情地介绍工厂的情况：“我们现在主要生产农机配件，可市场需求在变，我们也得跟着变。布朗先生，您那个液压系统技术，要是能引进来，我们就能转型做工程机械了。”

  就在陈厂长喝酒的时候，布朗又转头对威尔逊说了一串话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脸上都带着笑意。

  我在旁边看着，总觉得那笑容有些古怪。可我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，只能继续端着茶壶站在一旁。

  陈厂长拿出一份文件：“布朗先生，这是我们厂的基本情况和需求清单，您看看。”

  布朗接过文件，快速翻了翻，然后递给史密斯。史密斯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，对布朗说了好一会儿话，语速很快，表情很丰富。

  “太好了！”陈厂长激动地站起来，“那我们何时能看到具体的技术方案？”

  可我注意到，布朗说完那一个词后，又对史密斯补了一句话。史密斯听了，嘴角勾起一丝笑意。

  “布朗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会按您的意思办。”他用很低的声音说，背对着走廊，“对，他们……好好好，我明白。”

  我端着水壶从他身边走过，他猛地回头，看到是我，脸色变了变，很快挂断电话。

  王建国在跟英国人私下联系？他为何需要背着陈厂长打电话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

  陈厂长的脸已经喝得通红，可还是强撑着精神：“布朗先生，咱们这次合作，我是抱着最大的诚意来的。您开个价，只要我们厂能承受，一定不还价。”

  “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”陈厂长试探着问，声音里带着恳求，“我们厂现在确实困难，能不能稍微……”

  “布朗先生说，这样的价格已经是最优惠的了，他们的技术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。”

  陈厂长的肩膀塌了下去，可还是咬咬牙，端起酒杯：“那好，我再敬您一杯，希望咱们合作愉快！”

  三个英国人交流着，时不时地笑出声。那种笑声在宴会厅里回荡，我站在旁边，总觉得有些刺耳。

  陈厂长还在满脸堆笑地说着感谢的话，完全不知道那几个外国人在说什么。王建国站在旁边，眼神有些闪躲，一直低着头。

  这些外国人说话的时候，脸上那种优越感太明显了。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那种轻蔑的笑容，让我想起了父亲被批斗的那天。

  陈厂长拿出一份文件：“布朗先生，这是我们总工整理的一些技术问题，能不能请史密斯先生解答一下？”

  可我分明看到史密斯的表情不是这样的。他的眼神里分明带着一种……怎么说呢，一种看笑话的感觉。

  梁总工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技术员，满脸皱纹，说话有些结巴：“那个，关于液压系统的承载能力，能不能详细说说？还有那个合金材料的配比……”

  王建国翻译：“史密斯先生说，这些都在技术方案里，明天会详细给你们讲解。”

  我不知道那些外国人到底在说什么，可从他们的表情、语气、笑容里，我可以感觉到一种不对劲。

  这种感觉让我特别难受。陈厂长为了这次合作，跑了大半年，满怀希望地把他们请来。可这些人，看陈厂长的眼神，就像在看……

  陈厂长再次举起酒杯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来，我们再敬布朗先生一杯！感谢您给我们厂这个机会！”

  那一瞬间，我看到陈厂长眼里的期待，看到总工脸上的焦虑，看到副厂长紧皱的眉头。

  他们为了这次合作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。陈厂长跑了大半年，才好不容易把英国人请来。厂里三千多工人，都等着这次合作能让厂子活过来。

  父亲的脸浮现在眼前。他被批斗的那天，跪在雨里，脖子上挂着牌子。他在农场劳改八年，回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他临终前握着我的手，用尽最后的力气说：“别让任何人看不起咱们中国人……”

  我放下托盘，深吸一口气，用英语一字一句地复述了布朗刚才说的那些侮辱性话语。

  “布朗先生，既然您觉得我们看不懂，那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告诉您这份方案里藏着的四个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