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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人这一辈子，最难算清的账，不是生意场上的盈亏，而是那本写满亲情的糊涂账。

  我叫周建国，今年五十二岁。三个月前，我在父亲的葬礼上，被二弟一巴掌扇在脸上。那一巴掌，扇醒了我半辈子的糊涂。

  站在父亲的灵堂前，我看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亲戚，忽然感觉自己这些年给家里拿的那些钱，就像是往大海里扔石头，连个响都没听见。

  我开始回想，究竟是从何时起，我在这个家里变成了一个外人？又是从何时起，我用钱筑起的高墙，反而把我自己隔在了亲情之外？

  那天，父亲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，母亲用攒了半年的白面蒸了一锅馒头。全家人围坐在堂屋里，昏黄的煤油灯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  建国啊，你是咱老周家的出息人。父亲端着酒盅，眼眶泛红，往后你弟弟妹妹，还得靠你照应。

  那时候，二弟周建军十七岁，正在镇上读高中；小妹周小梅十四岁，刚上初中。我是老大，是这个家的希望，也是这个家的责任。

  我攥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，心里暗暗发誓：等我出人头地了，一定让爹娘过上好日子，让弟弟妹妹再也用不着受苦。

  大学四年，我省吃俭用，每个月的生活费能省下一半寄回家。毕业后，我留在省城一家国企工作，从基层技术员一步步爬到部门主管。后来赶上国企改制，我下海经商，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建材公司。

  九十年代末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我在省城买了房子，娶了媳妇，有了儿子。日子越过越好，给家里的钱也慢慢变得多。

  每年过年回家，我都会给父母一个大红包，给二弟和小妹也各包一份。村里人见了我，都竖大拇指：老周家的大儿子，真是出息了！

  二弟建军高考落榜后，在村里种了两年地，后来去镇上开了个小卖部。生意不温不火，勉强糊口。他娶了邻村的姑娘刘翠花，生了一儿一女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  小妹小梅初中毕业后去了南方打工，在流水线上干了几年，后来嫁给了同厂的工友张德发。张德发是个老实人，在一家小工厂当电焊工，工资不高，但胜在稳定。

  我一直觉得，只要我多给家里钱，就是在尽我做大哥的责任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钱这东西，有时候给得越多，反而越伤人。

  二零零五年春节，我带着妻子儿子回老家过年。年夜饭上，父亲喝了几杯酒，话匣子就打开了。

  二弟的脸涨得通红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二弟媳刘翠花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：大哥真是财大气粗，我们这小买卖，怕是入不了您的法眼。

  那年的年夜饭，吃得不太对味。二弟一直低着头喝闷酒，小妹也不怎么说话。只有父亲和母亲脸上挂着笑，可那笑里，似乎也藏着一丝无奈。

  超市开起来了，可生意并不好。镇上竞争非常激烈，二弟又没什么经商头脑，撑了两年就亏得一塌糊涂。

  二零零七年秋天，二弟打电话来借钱：大哥，超市撑不下去了，还欠了十几万的货款，你能不能再帮帮我？

  我那时候正忙着谈一个大项目，抽不开身。我让妻子转了二十万过去，自己连个电话都没回。

  我当时不理解他为什么哭。二十万块钱，够他还清债务还有剩余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他哭的不是没钱，而是感觉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——一个靠大哥施舍过日子的笑话。

  那年冬天，母亲生病住院，需要做个手术。我第一时间打了五万块钱回去，让小妹安排手术事宜。

  可等我年底回家，小妹却冷着脸对我说：大哥，你给钱就行了，别的事你就别管了。

  小妹妹夫张德发在旁边打圆场：大哥，小梅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累了，在医院陪床陪了一个多月。

  手术费是够的。小妹打断我，但是妈住院这一个多月，你打过几个电话？你知道妈天天念叨你吗？你知道二哥请假陪床，小卖部都顾不上了吗？

  我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是啊，我给了钱，但我没来。我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却忘了，父母想见的是儿子，不是一张银行卡。

  二零一零年，父亲六十五大寿，我特意包了个大红包，两万块钱，想着给老人家办一场风光的寿宴。

  可父亲却把红包推了回来：建国，你的钱，爹不要。你要是有心，就多回来几趟，陪爹娘说说话。

  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：爹，我工作忙，走不开啊。这钱您拿着，想吃什么买什么。

  寿宴办得很热闹，村里人都夸老周家有福气，大儿子这么孝顺。可我注意到，二弟和小妹全程都没怎么跟我说话。

  寿宴结束后，我在院子里抽烟，二弟走过来，闷声闷气地说：大哥，你以后少给家里钱了。

  不是。二弟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，是你给得太多了，多得让我们这些没出息的，连喘气都觉得丢人。

  那晚，我失眠了。躺在老屋的土炕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我第一次开始怀疑：我这些年做的，真的对吗？

  接到消息的那天，我正在跟一个大客户吃饭。我扔下酒杯就往医院赶，可从省城到老家，开车也要四个小时。

  等我赶到医院，母亲已经做完了各项检查。病房里，二弟和小妹都在，父亲坐在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，老泪纵横。

  那一刻，我的心像是被啥东西狠狠揪住了。我跪在母亲床前，泣不成声：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……

  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请了长假，专门回家照顾母亲。可我发现，很多事情，我已经插不上手了。

  母亲喜欢吃什么，二弟知道；母亲何时该吃药，小妹记得清清楚楚；就连母亲晚上几点会醒来，父亲都了如指掌。只有我，站在一旁，像个局外人。

  妈，我不怪他。二弟的声音低沉，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些年，他每次回来就是扔钱，好像给了钱就尽了孝似的。咱爹咱妈想见他一面，比登天还难。

  忙？他要是真孝顺，还能忙到一年回不来两趟？二弟的声音提高了，妈，您知道吗？这些年村里人怎么说？说咱老周家有个有钱的大儿子，可惜就是个白眼狼，只认钱不认人。

  办丧事的时候，我想把事情办得风光些，请了镇上最好的吹鼓班子，订了最贵的棺木。可二弟把我拦住了。

  体面？二弟冷笑了一声，妈活着的时候，你让她体面过吗？每年过年，你就像个财神爷似的回来，往这个手里塞钱往那个手里塞钱，然后扭头就走。你问过妈想要什么吗？她想要的是钱吗？

  我被二弟的话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是啊，我给了母亲很多钱，可我从没问过她真正想要什么。我以为钱能买来一切，却买不来陪伴，买不来一顿家常饭，买不来那些我错过的时光。

  母亲的葬礼办得很简单，按照农村的老规矩。村里人来吊唁，我站在灵堂前磕头还礼，膝盖磨破了皮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
  那天晚上，我在父亲的屋里陪他坐了很久。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苍老得让人心疼。

  她说，建国这辈子就是太要强了，什么都想用钱摆平，却不知道，这世上最值钱的东西，恰恰是钱买不来的。

  母亲走后，我本想在老家多待一段时间陪陪父亲，可公司出了问题，我不得不赶回去处理。

  我心里不好受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。这些年，我跟弟弟妹妹之间，似乎已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。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，却比陌生人还要疏远。

  回到省城后，我忙得团团转，公司的事一桩接着一桩。我跟父亲打电话，也慢慢变得少。每次打过去，父亲都说一切都好，让我别担心，好好工作。

  我总是信这些简单的话，因为相信比追问更省心。我不想知道父亲是不是真的好，因为一旦知道他不好，我又要面对那个两难的选择：是放下生意回去照顾，还是继续寄钱了事？

  我是在三天后才了解这一个消息的。那天我正在跟客户谈判，手机调成了静音。等我看到小妹的未接来电，回拨过去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做完了手术。

  那天晚上，我坐了一宿的火车赶回老家。等我到医院的时候，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腿上打着石膏，二弟趴在床边打盹，胡子拉碴的，明显好几天没睡好觉。

  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些年，每次家里出事，冲在最前面的都是二弟和小妹。而我，永远是那个最后一个知道、最后一个赶到的人。

  我掏出钱包，想给二弟一些钱，感谢他这些天的辛苦。可钱还没掏出来，二弟就醒了，看见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  二弟看了看我手里的钱，没接。他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说：大哥，你陪爸说说话吧，我出去抽根烟。

  他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，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：大哥，有些东西，不是钱能买的。

  我想把父亲接到省城来住，可父亲不愿意。他说他在老家住了一辈子，故土难离。再说了，去了省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  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在父亲心里，真正靠得住的，是那两个一直守在他身边的儿女，而不是我这个给再多钱也留不住的大儿子。

  我试着融入他们的生活。早上跟父亲一起去村口溜达，听他跟老伙计们聊天；中午帮二弟在小卖部看店，才发现这生意远比我想象的难做；晚上去小妹家吃饭，看着她忙里忙外地张罗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。

  父亲跟我说话，总是客客气气的，像是在招待一个重要的客人。二弟对我虽然不再那么冷淡，可也没什么话好说。倒是小妹，偶尔会跟我唠几句家常，可话里话外，总带着一股子疏离。

  我这才明白，亲情这东西，就像是存钱罐里的硬币，你得一枚一枚往里攒。我这些年只顾往外掏钱，却忘了往亲情的罐子里存东西。等到我想取的时候，才发现罐子早就空了。

  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给父亲打电话。父亲的听力越来越差，常常听不清我在说什么，我只能扯着嗓子喊。每次打完电话，我都觉得心里发堵。

  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。他瘦了很多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。他坐在堂屋里，裹着棉袄，看见我进门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才认出我来。

  这是我的父亲，那个曾经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走几十里山路的汉子，那个在我考上大学时杀了唯一的老母鸡给我庆祝的男人。如今，他老得像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。

  爸的身体，越来越差了。医生说，顶多还能撑一两年。二弟深吸了一口烟，我和小梅商量过了，这一两年，我们轮流照顾爸。你要是有空，也多回来看看。

  二弟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最后，他只是叹了口气，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碾灭了。

  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，连夜开车往老家赶。一路上，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想起了很多往事。

  我想起小时候，父亲把我驮在肩头，走过田间的小路，指着远处的山说：建国，将来你要走出这大山，做一个有出息的人。

  我想起考上大学那天，父亲在村口送我，一直送到镇上的车站。他塞给我一个皱巴巴的布包，里面是全家人攒了一年的积蓄。他说：儿子，好好读书，爹等着你出人头地那天。

  我想起每次回家过年，父亲总是早早地站在村口等我。不管多冷的天，他都要在那儿站着，直到看见我的车。

  我这才发现，这些年父亲等的，从来不是我带回来的钱，而是我这个人。可我总是匆匆忙忙地来，又匆匆忙忙地走，留给他的，只有一叠钞票和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。

  父亲躺在堂屋的床上，瘦得皮包骨头。二弟和小妹守在床边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悲伤。

  父亲的眼睛微微睁开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落在我脸上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

  办丧事的时候，村里来了很多人。大家都说老周家的大儿子有出息，丧事办得体面。我请了县城最好的仪仗队，买了最好的棺木，准备了充足的流水席。

  你给爸披麻戴孝了吗？你给爸守过一天灵吗？你知道爸临死前最想见的人是谁吗？**二弟的眼眶通红，浑身发抖，拿钱砸！你以为钱能买来孝顺吗？你以为给再多钱，爸就会原谅你这些年的缺席吗？

  不容易？二弟甩开小妹的手，指着我的鼻子吼道，他不容易？这些年，咱爸咱妈生病住院，是谁在床前端屎端尿？是谁放下手里的生意，日日夜夜地守着？是谁……